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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科教育-新浪教育_新浪_网

2020-08-14 04:29    作者:棋牌软件

  1992年开始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工作。先后担任深圳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政府教育督学等职务。2004年下海办学。目前旗下有八所学校。2012年获得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颁发“杰出贡献奖” 。

  梁洵安:由于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持续多年不断以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递增,在中国国内从事国际课程教育的机构也越来越多,保守估计有1000家。学校开设的课程也是五花八门,除英国的IGCSE、A level课程外,国际文凭组织的IB课程,美国的AP课程,加拿大的BC省、安省课程,澳大利亚课程、德国预科课程、美国高中文凭课程等等。必须指出的是,现在大多数学校的办学,不外乎是用中国应试教育的方法,来应对西方国家标准化考试的“洋高考”,与真正的国际教育还有很大差距。

  梁洵安:需要纠正一下,我这里讲的学校,不是指严格意义的国际学校。国际学校是指为外国侨民提供其母语教育的学校。她有两个前提:一、举办者需是外国机构;二、招生对象必须是持有外国护照的学生。我所说的1000家学校,是指中国人举办的、为中国学生提供国际课程教学与考试服务的学校。这些学校在办学理念、招生对象、教学目的与国际学校有很大差异。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规范称呼,我们姑且称之为国际课程学校似乎更妥帖一些。

  我1990年进入深圳市教育局,1992年被安排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工作。当时我对国际教育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在完成政府出访、接待、教师培训等日常公务外,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面向市场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在经历了全国最早引进举办国际教育展览,协助大学举办中国最早的“1+3”、“2+2”等大学预科的中外合作办学,帮助数百学生申请出国读中学、大学、研究生等等经历后,我感到出国留学低龄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经我帮助送出国读中学的孩子,成功者不少。比如有6位进入哈佛,至少30位上了牛津、剑桥。由于这些孩子的成功,使我在业内也有了一些“名气”,寻求我提供帮助的家长越来越多。很多家长在孩子读小学就在我这里“报到”,初中一毕业就让我帮助把孩子送到国外“名校”。但我手头拥有的国外知名中学的资源是有限的,难以满足向我寻求帮助的孩子。

  同时我也清楚知道,出国后不如意,或者失败的孩子也有不少。我帮助送出去的学生就有常年沉溺于赌场的,有高中读了5年也没有被大学录取的,甚至还有因为吸毒被遣返的。出于保护家长的自尊和孩子的隐私,失败的案例没有什么人知道。大家看到的都是光鲜的成功!留学失败的家长“只能打脱牙齿和血吞”。

  1、中国家庭教育与西方有很大不同。简单地说,中国80后、90后基本都是独生子女,是“圈养”长大的,他们从小被安排、被呵护。好好学习是家庭对他们的唯一要求。相对中国,西方教育观念下的孩子是“散养”长大的,他们从小就被培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有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把15、16岁的孩子直接送到国外读书,好比是把温室培育的花朵一下子放到要经历风雨的环境中,能适应的当然还好,不能适应也就可能成为“留学垃圾”。

  2、任何社会,优质资源都是稀缺的,学校也是一样。英美的确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校,但这些名校可以招收的国际学生是十分有限的。外国学生仅仅是他们“国际化”的补充。中国人口众多,个个家庭“望子成龙”。好的“名校”学位根本满足不了广大中国家长的需求。名牌学校,当地很多成绩不错、家境富裕的孩子都进不去,能有多少中国学生可以进得去?

  3、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学校看重中国这个巨大的生源市场。他们通过委托中介、合作办学等方式加大在中国的招生力度。我亲眼看到,有人靠办学,不到10年就从默默无闻迅速进入加拿大“富豪榜”前50。英国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由于在中国市场推广成功,没过几年就在英国购买了四个校区。这种学校,超过90%学生来自中国。换一句话说,主动来华积极推广和招生的学校普遍在当地知名度不高。

  4、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主权问题。由于西方国家普遍不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那么中国自然也不可能承认西方国家的大学入学标准化考试。中西方由于教育制度不接轨,导致要想进入国外名牌大学,就不得不去国外读高中,或者参加国外教育机构的教育考试。这是导致出国留学低龄化最主要的原因。

  1998年,针对中学生出国留学越来越多的趋势,我们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举办了专门针对中学生的“英国中学与大学预科教育展”。《光明日报》一篇“深圳:中学生出国留学趋热”的新闻报道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批示。我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经过调研讨论,我们认为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没有改变,对于出国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仅听凭媒体的批评和个别负面案例就因噎废食,而应该积极想办法减少和避免。 为了抑制低龄出国情况,我向深圳市教育局提出引进国际课程,举办出国留学预备学校的想法,得到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十分感激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包容和开明,在一般省市,对中央常委的批示,肯定会坚决贯彻。我们当时提出的想法应该是很难得到认可和支持的。因为当时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教育是意识形态,课程是载体!领导在这种背景下能表示同意支持,是需要胆量和智慧的。

  经过几年努力,2003年我在深圳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岗位上,与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合作,在全国率先引进了IGCSE和A level课程体系,举办了非学历教育机构——深圳教育国际交流学院。这期间,深圳大学的徐火辉教授给了我很大帮助。我过去一直主张引进IBDP课程,是他给出的“A level是最适合中国中学生就读的通用国际课程”结论,说服了我。我也没有想到,在办学过程中,经历了不少冲突、混乱和家长的不满意……首批招收的40名同学就有13位家长就是因为不放心,将孩子转学出国读书。但最后结果出人意料,27名毕业生就有4名同学被牛津、剑桥录取,学生全部进入国外正规大学。这给了我很大鼓舞!2004年,我下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在广州与华南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了“国际预科中心”。

  Q1记者:既然您在2004年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但好像这两年我才听说“领科教育”,怎么回事?

  梁洵安:我2004年工商注册的公司名叫“优联教育”,取义:把国际国内优质资源联合起来,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国际教育服务。英文名:ULINK,即university link,主要业务从事中学与大学的联接服务。当时没有品牌意识,也不懂商标注册。公司初期发展主要采取的是与大学合作的办学模式,先后举办了华南师大国际预科中心、上海师大剑桥国际中心、北京师大国际课程中心等,没有突出公司品牌。当我们开始独立举办学校,意识到需要注册商标。但到国家工商总局查询,“优联”已经被其他公司注册了。好在我们一直与国外联系的英文“ULINK”还在。平衡再三,取U LINK后面单词的谐音“领科”,赋予中文“培养领袖人格,造就科学精英”之意。中文“领科教育”和英文“ULINK”获得国家商标注册成功。目前旗下共举办了8家学校。因此可以说,领科教育是老兵新名。

  梁洵安:可以这样说,我们就是想为中国中学生直升世界一流大学搭建一个“安全、经济、有效”的通道。

  梁洵安:也许如此。但我现在意识到,在中国办国际课程教育,她的使命绝对不能只是为了送多少学生出国读名校。

  梁洵安:如果这样,那与现在的高考工厂(请原谅我在这里使用这个颇具非议的词)以培养了多少考上北大、清华学生为目标有什么区别?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本质。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各个学校普遍忘记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如果从事国际教育学校的所有工作只是围绕着怎样帮助学生升入国外“名牌大学”,那不外乎是国内应试教育的翻版,只不过是“洋应试”。

  Q1记者:这个话题有点大,我们还是先放一放。我现在更想知道,您是如何鹤立鸡群,把这么多学生送进名牌大学的?你是担心泄露商业秘密吧?

  梁洵安:哈哈,你小看我了。其实我刚才在回答中国留学教育普遍存在问题时已经讲了,用中国应试教育方法对待西方考试。我们在2010年前的办学思想也是这样的。

  梁洵安:举办一个国际课程学校,首先就是选择课程。我们最早选择剑桥国际课程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是“最适合中国学生的通用国际课程”。

  Q3记者:国际课程五花八门,您为什么说剑桥A level课程是“最适合中国学生”?

  梁洵安:功利地看,就是可以扬长避短,钻西方考试制度的“空子”,容易帮助学生进入名牌大学。剑桥A level考试课程虽然有66门之多,但没有必修课,全部是选修课。中国学生普遍数理化基础较好,而英语和人文学科基础较差。在A level课程体系中,数学还可以选修两门。英国大学普遍要求第一年学生学习四门课程,第二年还可以淘汰一门课程,选择三门课程就可以了。这样对于基础中等的中国学生拿3个A非常容易,他们就可以被知名大学录取。因此,我们前期办学的所谓成功的秘诀就是:成功钻了西方考试制度的空子!

  梁洵安:的确比较容易。但能进入名牌大学,并不一定就能够适应国外大学。最近有媒体报道,进入美国常春藤的中国学生,普遍成绩中下,未能完成学业被淘汰的高达25%。我知道的在牛津、剑桥读书的中国学生也基本如此。

  显然,这种作法并没有特别值得称道之处。目前,大多数学校以多送一些学生进入世界顶尖大学为目标,既满足了家长追求名校的愿望,也在社会上产生轰动,实现了商业价值。

  梁洵安:我们今天的认识也是逐步形成的。当我们用应试教育方法取得所谓的成功后,预感全国一哄而上举办国际课程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因此我们在2009年就开始进行了全面的课程建设与改革。经过多年坚持,目前学校能够给学生提供的A level考试课程达24门,不低于英国本土大多数高中学校的课程设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专业方向自主选择课程。在教学形式上也采取了和英美高中一样的选课制和走课制。我们这样形容:由过去“三菜一汤”的套餐制,改为了“自助餐”,按需取食。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专业方向需要自主选择课程。消化能力强,学习有余力的同学完全可以多选多学。

  梁洵安:我们尝到了甜头。许多不同于一般中国学生选择课程的学生得到了国外顶尖大学的垂青。比如熊怡丰同学成功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其历史课成绩获得全球最高分是显著亮点。张天伦同学成功获得美国9家顶尖大学的录取,最后进入排名第一的威廉姆斯文理学院,他在全球展望与独立研究和戏剧课的出色表现,起到重要作用。陈怡帆同学不仅成功被剑桥大学录取,还获得150万全额奖学金,王紫灵同学获得香港大学105万奖学金,他们在生物学科的优异表现都为他们的成功加分不少。今年被全球最“土豪”学校——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给予180万奖学金录取的朱琳同学,其选择的英语语言文学课程也为她增色不少。

  课程的丰富给学生带来申请大学时专业选择的多元。2011届迄今,每年我们毕业生被国外大学录取的专业超过100个,哲学、法律、考古、临床医学等等过去很少有中国人学习的本科专业出现了我们的学生,甚至有学习兽医的。怎么样,少见吧?

  梁洵安:不!我仍然认为学校还是一家以中国传统应试思维的学校。不外乎课程开设和教学形式像国外学校罢了,感觉是形似,但神总是不足。中国应试思维的本质没有改变。相反,许多情况让我感到非常纠结和沮丧。

  梁洵安: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2011年,我去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考察。当时我的学生进入该校的已经超过200名,我们成为帝国理工在中国学校招生的“第一大户”。因此,对我的到访,他们是比较重视的。通过交流,我对中国学生在帝国理工的表现颇为失望。据介绍,当年帝国理工共有8000多名本科生,其中来自中国的已经超过1500名。遗憾的是,这1500名中国学生中,超过八成都是中差生,很少佼佼者。这让帝国理工感到困惑。一方面,根据英国UCAS(英国大学与学院招生委员会)与帝国理工的约定,非欧盟国家的A level考生,只要成绩达到学科成绩达到AAB,雅思成绩达到6.5,帝国理工就要录取。中国学生考试要达到这个标准实在太容易了。而面对如此众多的中国学生,成绩到了不录取,有悖教育公平原则。但再这样下去,该校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地位将不保。须知帝国理工是全球综合排名第五的大学,能与其媲美的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这类学校。

  因此,帝国理工准备向牛津、剑桥学习,计划在中国建立面试入学的试点。希望我举办的学校能够加入。出于维护学生的入学率考虑,我拒绝了帝国理工的要求。但是,他们的话却引起我的深思。前面提到过,在美国常春藤大学,在牛津、剑桥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情况也基本如此。要知道,这些孩子在国内都是以“优秀”闻名的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橘逾淮为枳?

  我在思考:我们辛辛苦苦把原本只有70分水平的学生,通过应试教育的方法,使其考到90分成绩,再通过我们的经验包装,将他们送进一所100分水平的大学。但他们的能力与100分学校要求的学生素质是有明显差距的,好多人在顶尖大学里的学习生活可以说是苦不堪言!这样做,究竟是在帮孩子,还是在害孩子?你说这样能不沮丧吗?

  我的纠结在于:我们的学校如果以这样的办法把这么多学生送进名校学生,我们怎样在市场上生存?会有多少家长能来“买单”?

  Q2记者:沮丧、纠结,只是一个人暂时的情绪表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立志于教育事业的人,关键还是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更关心您思考的结果。

  梁洵安:你说得很对。我对自己过去举办的国际课程学校评价为:不中不西、不土不洋。我们的学校,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高中,也不同于地道的国际学校。我们曾经认为,把中西方教育的优势结合起来,一定可以创造出最好的教育。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重重困难,才感到自己是那么“无知无畏”和“自以为是”!

  教育是文化的产物,每个国家的教育都有其民族文化的深刻烙印,甚至在逻辑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当年自信地提出“融东西方教育优势于一体”的办学思想,在实践融合过程中,往往是鸡与鸭讲话,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比如我过去认为,中国学生的优点在于基础扎实,考试能力强;西方学生的优点在于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如果把这两种优势结合起来不就很完美了吗?因此我们初期在安排教学时采取了“一中一外”的师资搭配。

  但很快这种安排的矛盾就突显出来。因为中方教师和外籍教师对教育的理解和评价逻辑有很大不同。中国好老师的标准是“向45分钟要质量”,一个老师能够在45分钟时间里让学生掌握的知识点越多,水平就越高。

  外籍教师对教学的理解不是这样,他们更多注重学生在通过知识学习时对其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外教在课堂上教学形式更加活泼,讨论、启发等教学方式的运用十分普遍。但从考试结果看,与中国教师相比,往往是“效率低下”!

  抽象地评价这两种教育方法孰优孰劣是没有意义的。在全球PISA测评上海成为全球第一后,英国政府还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来上海考察学习,邀请了一批上海的数学教师到英国教学,搞“洋支教”。但我们不能对此沾沾自喜!必须承认的现实是:尽管每年中国中学生几乎囊括了世界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但鲜有伟大的数学家出现!更无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这也许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吧。

  梁洵安:我本人是“土鳖”,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虽然从事国际教育20多年,但在很多问题上仍然感到困惑与无知。于是产生了举办一家以真正以国际教育理念进行教学和管理的学校的想法。感谢先生的恩德,感谢广州南沙区政府的支持,他们把英东先生生前建设的一所各方面条件非常完善,占地193亩的学校托管给了我们。有了这个基础,2012年,我们与全球著名的国际教育管理集团ISS合作举办了以招收中国学生的美式中学----广州英东NCPA美式中学,我出任董事长。这所学校已经获得美国WACA认证。这几年的密切合作,使我对什么是真正的国际教育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可以这样说,我过去对国际教育的理解只是皮毛。

  梁洵安:ISS是美国著名的非营利国际教育管理集团INTERNATIONAL SCHOOLS SERVICES的缩写,她由Arthur Sweetser先生于1955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创立。Arthur Sweetser先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成立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同时也是日内瓦国际学校和美国纽约联合国国际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时至今日,ISS在全球管理超过90所学校,为超过160所学校提供持续的国际教育服务。该机构有60年的历史和丰富的人力资源网络,也是很大的教材和教育设施采购商。拥有一支水平很高的研究团队和教育教学设计团队。

  梁洵安:不!ISS管理和举办的每一个学校都是不同的。每举办一家学校,他们都会对当地的文化和学生进行研究,有独特的理念和不同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安排,不是简单的连锁店似的复制。

  梁洵安:可以说收获很多,难以尽述。起码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反思。1、理念的坚持。的确与中国人普遍的办学思维——“培养学生上什么大学”不同,而是坚持培养什么样的人!不受家长和升学压力的影响。2、认真。在教师选聘、规则执行等等坚持高标准。相对而言,中国人不缺理念,欠缺的是执行。我们往往是在执行过程中太灵活,不知不觉就偏离了自己的方向。3、专业。由于ISS有庞大的资源支持,选拔了一支专业的教师队伍,他们的很多专业表现让我感到“汗颜”。

  通过学校申请WACA认证,让我切身感受到美国是怎样管理学校的。国际教育的标准是什么?认证对过程的关注重于结果。不像中国人评价问题,对什么都是以结果论英雄。评价国内中学的好坏,就是看每年有多少人考进北大、清华。看国际课程学校的好坏就是有多少人进入牛津、剑桥,或者美国常春藤盟校。至于办学者在过程中如何违背教育本质,如何损坏学生身心健康都不重要了。

  梁洵安:搞教育的大都会认同体育是“五育之首”。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那么简单,对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团队合作精神都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学校,在应试的压力下,学校的体育教学不得不经常让路给学科考试。加之惧怕“家校纠纷”,不少学校把一切有风险的体育活动都尽量停止了。但在NCPA,当只有270名学生时,即配备了3位非常专业的美国教师。他们不仅完成正常的体育课教学。每天下午4点放学,除体育老师外,还有多位其他学科老师志愿与学生一块参加距离超过5公里的长跑,风雨无阻。这种场面在中国中学应该比较罕见吧。

  在NCPA,音乐、艺术课占据了学校最重要的资源。2014年底,一个成立仅仅两年,学生只有270人的学校竟然在广州最好的音乐厅——星海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大型的“新年音乐会”,门票被抢购一空。由90余名学生组成的三个乐团-管乐团、合奏团、合唱团的精彩表演让许多家长热泪盈眶。他们不敢相信,自己那个羞怯,甚至毫无音乐基础的孩子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梁洵安:不能这样讲,由于教学方法不同,对学生的评价也不一样,我们不应该用中国人的方式去看待。明年该校第一届毕业生才出来,我还不好预测升学结果。但学校为孩子提供了健康、快乐的教育是毋容置疑的。我也相信,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后劲一定比应试教育出来的孩子强。比如在国务院批准广州南沙为自贸区后,学生们即被要求提交这样一个题目的论文“南沙成为自贸区后对广东经济的影响”,这样的文章可以说现在的大学生不是都可以顺利完成的。但这些中学生提交的论文,很多都让人眼前一亮。

  教育是对未来幸福的一种投资!为此我们的家长花费了数量不菲的金钱,孩子们也耗费了美好的青春时光。如果不想想这种投资的目的,一味追求眼前的成功,忽视对人终身影响最大的道德、品质、能力、情商等,一味追逐“术”的培养,忘了“道”的缺失,岂不遗憾?因此,我们应该看远一些!教育是伴随人一生的长跑,不是百米冲刺。回头看看我们的孩子真是可怜!他们从“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幼儿教育,到每天忙于奥数、英语、钢琴、写作等培训班的所谓素质教育,再到“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驰骋题海、杀入清北”的中学教育,可以说教育这个崇高而文明的单词,不仅没有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幸福,反而制造了太多痛苦!好不容易,家长用脚投票,放弃国内传统教育,拿出血汗钱选择自费留学。如果我们的学校还是用“刷题”、“拼分”等应试教育的方法,一味追求哈佛麻省,追求牛津剑桥,岂不悲哀?

  此外在什么是国际教育的理解上我们与ISS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国际教育应该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包容和学习。因此,国际教育就不能只是纯粹的美国教育或者英国教育。我们同时加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特别是中文的学习。

  梁洵安:还不能这样讲。由于NCPA美式中学的主要操盘人和所有教师都是ISS派出的,严格执行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具体执行我并不介入。这个项目只是让我近距离感受了美国人思维下的国际教育,感受了他们对于教育的理解和行为方式。对国际教育,我们主张和而不同,反对全盘西化的照搬。我们应该努力在国际上树立让人尊敬的中国教育形象。不要一讲中国教育,就讲我们的考试成绩!这几年,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在多位专家的研究和帮助下,我们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办学思想,并对过去以应试为中心的行为进行积极反省和改变。

  梁洵安:我不是思想家,只是一个办学的实践者,高深的理论我不敢触及。但作为教育机构,培养什么人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2012年,我们与上海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的剑桥国际中心,双方因为教育理念出现了矛盾,最后决定终止合作。这个当年响当当的中国国际教育所谓的“品牌”夭折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保证在校1000多名孩子的前程不受影响,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多次提出请求让上海师大接管,未得应允。想把公司、学校所有资产捐献给公益机构以换得学生不受伤害,也没有成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咬牙承担这个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重任。这个事件对公司影响巨大!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很大挑战。

  庆幸的是,我们不仅活了下来了,而且这几年是公司办学历史上教师队伍最稳定,管理水平提高最快,教学成绩最好的几年。这种磨练考验了我们的意志和品质,在困难面前我们也让家长和社会看到了我们对教育的热爱和负责!这些成果的取得,我十分感激与我同甘共苦的团队,感激鼎力帮助我们的各位专家和领导,感激理解与支持我们的家长,当然还要感谢我们努力奋发的同学们!在他们的坚持与努力下,我们的遭遇得到上海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帮助我们解决了遇到的实际困难,依法向我公司颁发了独立“办学资质”!在上海,我们有独立校园,独立办学资质,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全体员工现在士气高涨,我们有信心从新出发,为上海教育打造一张真正的国际教育品牌。

  就个人成长而言,这几年也是我思想升华最快,研究问题最多的时期。我下海办学以来,由于一直没有形成成体系的办学思想,个人和公司完全被市场牵引,每天忙于具体事务和项目发展,遇到了不少瓶颈。教训使我们清醒认识到,一个没有法制保障的机构,一个没有形成成熟文化体系的组织不可能走得很远。如果不停下来想想,一味被市场升学牵引,这样的学校哪有可能成为“百年名校”!如果一直这样,我们所谓的教育理想只是吹牛!

  在上海师范大学老校长杨德广教授的牵头组织下,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上海教科院的多位教育专家与我们共同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我们同时还邀请了国际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帮助我们对发展战略和学校文化和管理进行了梳理。

  学生就是学校的“产品”,他们身上普遍表现出来的缺陷就应该是学校存在的问题。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大家同意中国留学生在三方面有明显缺陷。我们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致力于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强健体魄的人才”的办学使命!

  梁洵安:出国留学教育,或者说中国教育,再进而推至中国目前现状,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近几百年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发明创造,可以说没有一件来自中国人。改革开放35年,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超过400万。这个数字超过之前中国历史上留学生总和数量起码10倍以上,但鲜有容闳、詹天佑、李四光、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陈寅恪、胡适、宋庆龄、周恩来、等让人耳熟能详的“大家”出现?

  从我们自己的毕业生看,尽管进入世界顶尖名校学生数以百计。但其中成绩优异的,毕业后往往都去了毕马威、JP摩根或者中金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投资银行工作,几乎没有人进入研究所或者大学继续从事科研。可以看出,他们当年选择常春藤或者牛津剑桥大学读书,并不一定是出于对其所学科学的由衷热爱!他们享受了当今世界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又有非常聪明的头脑,但却很少有人一辈子投身科学。很多人把就读名校当作在社会谋取高职高薪的敲门砖。我没有权利指责他们的选择!但如果中华民族都是这样那就非常悲哀了。

  习总书记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个转变!对中国教育也有直接地指导意义。如果我们没有科学精神,只会模仿制造,弄虚作假,教育一直带着功利的目的。“创造”、“质量”、“品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育人而言,科学精神是培养学生求“真”!着眼于训练一个人的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我们希望未来的领科学子,将永远保有好奇心,永远保有探索的热情。他们相信真理,敢于批判。能够成为以自己的理性判断作为行事的唯一标准的人。他们不会因任何外界的诱惑或压力放弃自己的理性选择。

  人文素养着眼于求善求美。现在在北大、清华、复旦均出现过的铊投毒事件,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枪杀5名大学教授和同学事件,不能不让我们痛心和深思!这些成绩优异的学生,缺乏对生命的起码尊重、缺乏基本的善良和底线,不能说不是教育的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注重对学生哲学、文学、艺术等学习。

  强调健康体魄,是看到在应试教育生态下成长的莘莘学子,有几位没有带眼镜?有几位身体可以强健?他们的身体素质不要说与欧美学生比拼,就是与日本学生也难以抗衡?体育教育的缺失,不仅让孩子身体素质下降,拼搏精神、团队合作意识等意志品质的训练严重不足。这样下去,新一代的“东亚病夫”是不可能完成实现“中国梦”使命的。

  梁洵安:围绕我们的使命和愿景的讨论,学校全体老师的热情高涨,使命感、责任感明显增强。在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下,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科学精神的培养,许多老师主动组织了研究性学习小组,引导学生不仅学习考纲要求的知识,而是根据学生兴趣,引导他们更深入地进行研究学习。

  学校外籍教师的热情也非常高。上海校区英语组外籍教师担任教练的篮球队,每天都在进行高强度的专业训练,前不久比赛赢了松江区消防支队的官兵,让人刮目相看。孩子们自信地喊出“打败沪上所有国际学校”的口号,正在不断向各个国际学校约战。学校的足球队、戏剧社、模拟联合国、国学社、爱心社等30个社团的活动也在积极活动.....

  北京校区与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合作,有多项体育项目供同学们选择,孩子们在中学即可以接受培养了众多世界冠军的教练训练,异常兴奋。

  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进一步加强了人文学科的建设。现在开设有中文、历史、地理、经济、商业研究、英语语言文学、媒体、戏剧、心理学、全球展望与独立研究等多门学科供学生选择学习。对英语基础好的同学,还可以选择法语作为第二外语。

  我们同时清楚知道,我们不是培养“黄香蕉”,孩子们必须保有民族文化的根,因此积极开展“国学”教育,已经邀请了多位专家给学生举办讲座,国学社团也在积极活动。

  我们专门聘请了外籍音乐教师,音乐课将成为必修课。学校合唱团、管乐团、合奏团等都将会组织开展起来。

  我们坚信,只要持续坚持,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可以进入世界名校,而且会具备让人刮目相看的素质,改变中国留学生“高分低能”、“羞怯保守”的传统形象。

  Q1记者:您表述的领科教育的办学使命,听起来确实很美。记者个人甚至对此有些神往。但是您认为这一理念能够为以追求名牌大学为目的的广大家长、学生接受吗?

  梁洵安:对此是我抱有充分的信心。我几乎每天都在与家长在打交道,20多年来,家长的思想进步之快出乎教育专家们的预料。就出国留学问题,他们在很多方面的认识甚至超过我们这些所谓“业内人士”。

  首先,在业内人士十几年来连篇累牍地炒作“哈佛女孩”、“剑桥神童”的故事后,很多人已经产生疲劳甚至厌倦情绪。因为至今也没有看到有几位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出自“顶尖名校”。因此衡量一个学生是否成功的价值标准并不只是看他是否考上了什么名校!家长们尽管都有让孩子上国外名校的愿望。但如果他们认识到孩子能力达不到,在名校只是痛苦挣扎,他们肯定不会勉力为之。“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的观点已经普遍为家长们接受。

  其次,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学生家长,大多都是70后,甚至80后,他们绝大多数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他们对于自己所接受教育的优劣有切身的感受,懂得“能力比学历重要”、“情商比智商重要”这些基本的社会常识。学校培养孩子有健康的身体、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追求自己热爱的专业和幸福,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底线,这些应该不会被拒绝。

  第三,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和程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凡是辞书里能够找到的知识,我都记不住。”今天,凡是“百度”能查到的知识,我们也没有必要强求学生必须记住。我们的教育,不应该只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应该培养能力。应该“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

  第四,我们并没有不鼓励学生申请“顶尖大学”,只是强调不能以升读名牌大学为办学目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围绕办学使命的具体工作到位了,肯定也会有优异的升学成绩呈现给大家。这样的结果不是目标,只不过这些是我们追求育人目标的自然结果而已。

  第五,现在出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而国外顶尖大学录取中国学生数量是有限的,是一个看得见的天花板。顶尖名校不会因为中国学生数量增加而增加招生名额。因此未来申请国外名牌大学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中国学生之间的竞争。10多年来,中国学生靠应试刷题取得高分,用中介公司指导“包装”申请大学的方式越来越被国外大学招生官员们了解。大学招生官每天都在审核学生,他们并不是傻瓜,相反有丰富的经验。只是过去相信中国学生的“包装”,但现在在亚洲出现SAT考试、托福考试舞弊事件,以及中国留学生在顶尖大学糟糕的表现,使他们越来越注重学生线多年的经历,我们有太多正反面案例,这里就不啰嗦了。

  Q1记者:要办好一所学校,稳定而优秀的教师队伍是成功的关键。请不要介意,我观察到,沪上很多从事国际教育机构的管理人员和教师都打着“原上海师大剑桥国际中心”的旗号,业内有人说您办了一家国际教育的“黄埔军校”,人员流失严重,您对此如何解释?换一句话说,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师资稳定?

  梁洵安:哈哈,“黄埔军校”不敢当。不过我们以前有不少同事被其他机构挖角离职,去担任职务是事实。他们从以前的员工,变成现在的“竞争对手”,我没有怨言。毕竟我国还处在市场经济初期,职业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比如同业禁止等还没有多少人会去遵从。加上我们从事的是基础教育工作,除诚心和经验外,也谈不上什么知识产权。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只能责怪自己无能。好在他们还在从事教育事业,我真心恭祝他们取得成功!毕竟大家都在培育下一代。

  关于这些离职的员工,他们个人与我并没有产生过什么矛盾。根本原因是在学校文化没有系统完善的情况下,发现了一个门槛很低、成功很易,或者说赚钱很快的行业。一哄而上,这种低层次竞争是难免的。其实中国各个行业发展初期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这是好事,只有市场化的竞争才有可能促使行业迅速进步和发展。我感到遗憾的是,教育仍然是计划经济下的堡垒,这些年虽然民办教育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相对于公立教育系统而言,仍然是“小舢板”。造成中国教育目前让社会各界普遍不满的现状,可以说是竞争不够充分造成的。

  特别是上海师范大学剑桥国际中心的创办成功,让很多人不可思议,也不能不眼馋。

  财务数据:2005年底,我单枪匹马来上海,投资300万,到2012年,学费收入每年达到1个亿。

  社会影响:从2010年开始,每年超过10个学生进入牛津、剑桥,绝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升学结果“喜出望外”,报考者“趋之如骛”。家长们排队送钱我们还不要。

  在这期间至少有30位以上的投资者上门找我合作,希望与我共同把这个蛋糕做大。

  殊不知,我在创办和管理这种“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学校过程中焦头烂额,每天都为教育教学管理和各种矛盾平衡忙得寝食难安。实在没有能力扩张发展,只能婉拒找上门的所有机会。一些主意坚定的人“不能合作就自己干”! 不懂,没关系,又不是造,挖几个管理人员和教师不就成了吗?于是他们许以高薪,许以股份……用一位离职员工对我讲的话:他们开出的条件让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上海不少学校就这么办起来了。为了宣传,都纷纷加上原上海师范大学剑桥国际中心“创办人”、“核心管理成员”、“总校长”“骨干教师”等等抬头。包括一些被我们开除的人,也打出“延揽上师大核心团队”的旗号!我看着也挺好笑,原来自己办的那个充满缺憾的学校会成为这么多人的广告噱头?

  但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2010年以前。这几年,我们的教师团队保持了高度的稳定,一线教师的流失率每年不会超过5%。现在领科教育上海校区超过90%的教师在本校的教龄都在4年以上。

  梁洵安:文化。只有一套能够被大家普遍认同的,由使命、愿景、价值观、教育理念组成的系统文化才可能凝聚一批志同道合者,才能从根本上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和不断优化。不然你花多少钱,费多大精力也是白搭。

  梁洵安:我们的文化主张是在专家主持参与下,经过全体员工反复讨论共同形成的,在网站和学校的各种印刷品上都可以看到,不存在任何秘密。考验我们的是,我们是否是真正按我们写在墙上的价值观时刻检查自己的修为。

  我们确立的价值观是:学生第一、教师为本、专业精神、团队合作、和而不同。但当用这些原则对照这些检查工作时,我们就会发现时常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违背价值观的事情。

  梁洵安:举个例子,我们学校每年暑假都会组织学生出国考察大学和文化活动,这当然需要老师带队。过去,我们把派遣带队老师的当作是给教师的一项福利,论资排辈,轮流坐庄。但对照价值观检查,我们发现这样的安排就违背了“学生第一”价值观。因为组织学生出国考察的目的不是游山玩水,是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国外大学招生情况和文化体验。那这就是一项工作,而不是福利。是工作,我们就应该派对国外情况了解,可以对学生提供切实帮助的老师。于是我们就修改了带队教师的选派办法。一些好不容易刚刚排到可以享受这种福利的员工被取消了机会。但没有人抱怨。因为价值观是全体教职员工共同讨论制定的,这些原则已经被大家普遍认可。

  再举一个例子:过去我们很少解聘教师,还认为自己“厚道”、“仁义”。对照价值观,如果我们容许教学水平不高的教师存在,就是对学生利益的伤害。这种行为就是假仁假义。因此,我们注重评价,每年都会坚决淘汰部分教学水平不高,或者有违背我们价值观行为的员工。

  Q5记者:您刚提到的价值观中有一条“和而不同”有点不好理解?请解释一下。

  梁洵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经典名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智慧为我们处理学校中各种文化冲突带来的矛盾找到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解决方法。还是举个例子,上海校区40余名外籍教师来自11个国家,过去我经常为他们不同的文化习俗、教学方法烦恼,总想制定“统一规定”。在讨论价值观时,突然恍然大悟:这种多元文化不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吗?关键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态度。我们对“和而不同”诠释为:视不同文化下的分歧、差异为资源和机遇,创造独特的优势。这条价值观的讨论激发了广大外籍教师的热情。许多老师表态,他们表示愿意把学校作为宣传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平台。一位印度裔老师找我说,印度与中国一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中国学生了解不多。她愿意课余专门组织印度舞社团,在教授学生舞蹈同时,宣传印度文化。类似这样的故事非常多。如果在一个教师工作在个人热情被极大鼓舞的团队中,其创造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功利地看,全球知名大学,没有一家单纯由美国人或者英国人组成。教授来自多个国家。大学聘请时主要考察其在专业领域的学术造诣,不会看其英语发音是否标准。而孩子们在我们学校,能够听到带有各种口音的英语,不就是为大学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吗?

  大家开玩笑说,把“和而不同”放入价值观,老师们的热情被点燃了!四个中国字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化学反应,说明中国智慧可以征服了全世界!

  除了这些,我们还加大了教师培训的投入。除了定期的校内培训外,还积极鼓励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我们规定,教师参加剑桥教师资格证书培训,只要考试合格,费用全部由学校报销。日前我们上海校区获得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的授权,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PDQ(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Qualification)学历课程教育资格的机构。也说明了剑桥大学对我们的认可。

  我非常庆幸,也非常感激!经过多年磨合,特别是经过共度困难的历练,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有共同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团队。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Q1记者:现在许多学生向往美国大学,您主要办的是英国课程学校。从结果看,你们去英国的成绩非常突出,但美国相对差了一些。您对这些学生如何选择国际课程能提点建议吗?

  梁洵安:在中国,只要是可以考试的事情,很快就会一哄而上变为生意。现在满大街的雅思、托福、SAT培训班,甚至连A level、IB这样完整的学校课程体系,也衍生出不少培训班。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考试大国。应试教育的思维已经深刻渗透到中国人每个毛孔。包括我自己,多年来我努力想摆脱这种思维模式。但经常一遇到事情,也就自然而然地陷入如何应对考试的惯性思维中。中国在美国上市的所有教育企业,都是成功运用了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考试成绩而创造出所谓“商业模式”!就教育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没有考试的教育,可以说考试是教育之“恶”。但没有考试又无法评价学生,因此他是“必要之恶”。但如果有机构宣传什么课程是适合去英国的,什么课程是适合去美国的,那要么是无知,要么是为了招生需要刻意贬低别人、哄抬自己。因为对一所学校来讲,课程不外乎是实现育人目标的载体而已,无所谓谁好谁坏?关键看学校的教育思想和怎样组织教学。再直白一点说,看学校怎样运用课程达到自己培养什么人的目标。

  现在国际课程五花八门,我无法一一评价。就个人经验而言,我经常把出国留学选择课程比喻为出国开车考驾驶执照。建议最好选择“国际驾照”,就是“通用课程”。换一句话说,拿到了通用课程的考试证书,能够证明自己的学科学习水平,不仅会被英国的大学承认,同时也会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大多数国家的大学承认。再通俗一点讲,这个国际驾驶执照,可以在大多数国家开车。目前,通用国际课程只有两种:国际文凭组织开发的IB课程和英国开发的A level课程。

  究竟哪种课程更适合孩子,家长就应该好好做做功课了,看看孩子的特点。我这里不便多讲,不然就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了。

  关于我们学校牛津、剑桥多一些,相对美国常春藤少一些,这与牛津、剑桥和美国常春藤学校选择学生的要求不同有直接的关系。牛津、剑桥主要在选拔学术性人才,学生能否被录取,主要看教授对其面试决定。也就是考察学生是不是学习这个专业的材料。牛津、剑桥不怎么关注社会实践、组织领导能力这些因素。我们大部分学生学习努力,专业基础扎实,加之A level课程英国人更加了解,因此多一些很正常。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牛津剑桥报名截止时间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牛津剑桥英国面试报名截止时间是10月15日。而美国学校ED(提前批录取,只能选择一所学校)截止日是11月1日,其他大都是12月底截止。除了坚强的美国党,我们的大部分成绩优异学生会先选择报牛剑。但牛剑一旦申请,后面就忙碌起来了,要参加STEP等一些特定考试,要飞去英国面试等等,根本没有精力再去折腾美国申请。

  美国常春藤学校选择学生有很大不同,我个人理解他们在选拔社会性人才,除了成绩要求外重点还要求学生具备社会责任感、组织领导才能等其他素质。而这些相对学科知识学习,又正是我们同学的短板。

  但A level适合去英国,不适合去美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我们的毕业生去美国读书的达到31%。美国是最开放的国家,50多种考试成绩他们都承认!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太多,关键要学生要具备足以让招生官员信服的个人素质与能力。

  Q2记者:现在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什么风险?您对家长有些什么建议?

  梁洵安:可以说出国留学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最近微信广为传播的2014年美国共开除了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事件就是例证。我有位学生对我说,留学是个“放大镜”,可以把学生的优点和缺点都会明显展现出来。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现在中国留学生在外出现的负面新闻报道很多!留学生学术造假,炫富比阔现象比比皆是。

  社会普遍把这种情况的出现归咎于“不良中介”。但我认为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他们的父母。理由如下:一、送孩子出国留学目的不明。历史上出国留学是件非常高大上的事情,留学的目的是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但在中国人富裕起来后,许多家长把留学作为回避高考激烈竞争的手段,抱着由于孩子很难考上国内名牌大学,所以选择出国留学的想法。但须知要在进入国外名校并能够顺利毕业,压力一定都不比国内大学小,甚至压力更大。我经常对一些学生学习基础很差的家长讲,孩子如果在母语的背景下都不能掌握基本的知识,在全英语环境下肯定够呛。现在社会很多元,成功的人也没有多少有留学背景。留学从中学到大学毕业大约要花200万,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笔钱完全可以作为创业资金投资给孩子去做一件他喜欢的事情,说不定会有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产生!而基础不好的学生出国留学,基本结果只是把这笔钱变成了消费,增加了其他国家的GDP。最近NAFSA(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中国留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500个亿人民币,占全部留学生30%”的报道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二、名校情结。许多家长在学生申请大学时一味追求“顶尖名校”,而不去看孩子真正的学术能力。西方大学“宽进严出”,进去或许可能,但要取得好成绩毕业并不容易。这就是中国留学生西方顶尖名校很少有佼佼者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奉劝家长,在孩子申请国外大学时,最好能够选择比孩子成绩可去大学低一档的大学,这样他会继续保持优秀。对大多数人而言,中国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高分低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三、望子成龙、拔苗助长的心态助长了成绩单、GPA造假,个人陈述注水等现象频发。所以美国被开除的8000学生中超过80%都是因为学术诚信问题。此外,家长们对自己孩子将独立去面对生活、社交、学习等一系列问题估计不足。

  因此,我对家长们的建议是:一、慎重。最清楚自己孩子优点和缺点的应该是家长。如果孩子的自理能力和学习习惯都比较好,出国留学当然是不错的选择。否则,没有必要拿孩子的青春和数量不菲的金钱去冒险。二、理智。在选择留学的路径上要货比三家,认真备课。三、客观。不要一味被大学排名等左右。应该选择与孩子兴趣与能力匹配的学校。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Q3记者:感谢您的分享,看来国际教育并不是那么神秘复杂的事情,我都有了从事国际教育的冲动。再问一下:您从事这项工作中最大的幸福与痛苦是什么?

  梁洵安:幸福?我们的愿景中已经讲了,未来我们将看到在世界重要的舞台上都活跃着领科学子!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忘记是什么书里讲的,教师和医生,是每天都在积德行善的工作,死后可以直接进天堂,因此我很幸福。至于痛苦,好像什么事都遇到过,都习惯了,也就没有什么痛苦。我想起电影《武训传》里的一个场景:“打一拳,给两角;踢一脚,给三角”!武训为了募款办学央求别人对他拳打脚踢,难道他身体不痛吗?痛!但是相对他的追求和梦想而言,这点痛算什么?

  有一句话:“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赞同这一说法!但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对于人类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至少我感受不深。我所看到的是,无处不是模仿复制!缺乏创新。难道是上帝偏心眼,把改变人们生活的创造性任务都交给美国人了?当然不是。我认为,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前提就是中国的教育要有贡献。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会竭尽绵薄之力。

  就办学而言,我归纳为一句话:我们不仅要把孩子送进世界名校,还要培养他们成人、成才、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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